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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林看世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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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华林居士者,重庆合州人也。因慕东坡居士、易安居士和幼安居士等名流之名,故附庸风雅,自号华林居士。曾作文《居士杂谈》以自辩,其云:“在下自号华林居士,并非佛教之信徒也,姑妄沾沾清静无为与文人雅士之气息而已。或曰:尔乃世俗小人,怎敢也以居士自许?其与赵老太爷质问阿Q一样:尔等也配姓赵?在下思之,可借用阿Q名言答之:和尚摸得,吾也摸得。别人能称居士,在下何又不能称居士?” 居士曾杜撰格言云:“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吾辈之流如沧海一粟,实显渺小。吾虽布衣,非杰出之人,然终不可忘记热爱生活、享受人生之权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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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华林随笔】我的知青岁月  

2017-10-17 00:24:41|  分类: 华林感言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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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 华林居士案:我们每一个人,都有纯真蒙昧的童年,风华正茂的少年,激情澎湃的青年。到了中老年时期,从童年到青年成长的事儿,常常会在记忆中,清晰的再现。居士现在已到中老年期,也常爱回忆以前的事。当年那些事儿,居士也写过很多。比如,我的饥饿童年,合川医院家属院的孩提时光,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记忆,1977年考大学的经历,我的大学生活,等等,等等。现在,如果把那些随笔梳理起来,说不定会编成我青年时代的回忆录。但是,我青年时代有一个重要的时期,那是我上山下乡的经历,不能漏掉。这篇随笔,就把它补上吧。


        19767月,我从合川二中高中毕业。毕业以后,每个青年的命运,都要随着那个时代的要求,或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。作为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,绝大多数人的命运,是到农村去,上山下乡,插队落户。因为这是伟大领袖的号召。他让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并说,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。其实,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按林副主席的话来说却是“变相劳改”。这是他的政变纲领《571工程纪要》中明确是这样讲的。其实,当我下山以后才了解到,这里的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,也是不买账的。他们说:我们都饿得没饭吃,青黄不接,锅儿吊起打了,你们知青还来与我们抢饭吃。

【华林随笔】我的知青岁月 - 华林居士 - 华林看世界

 

         我高中毕业以后,却有两个选择:要么留在城里待业,要么上山下乡,到农村去插队落户。当时论我家的条件,孩子只有我与我姐两个。我姐也是去年高中毕业,已经上山下乡了。按国家政策,家里面如果只有两个孩子,可以留一个不下乡。因此,我是可以留在城里面不下乡的。但是,当时因为人很年轻,思想很冲动,认为上山下乡以后,招工的机会更大。留在城里,机会就比较小。所以,我也提出不要留。合川二中的黄正隆校长,还就此事与我父母确认。我父母也支持我去上山下乡,他们要让我到农村去好好锻炼锻炼。

【华林随笔】我的知青岁月 - 华林居士 - 华林看世界

 

         于是,我毕业不到一个礼拜,就开始了我的上山下乡历程。当时我下乡插队的地方是,万古区兴隆公社一大队一队,靠近兴隆镇。我去下乡那一天,我父母还专门乘公共汽车,送我去插队。那天,坐了两个小时的车,来到了兴隆镇,先到公社找到分管知青工作的一位姓涂的副书记报了到。记得,当时还在公社吃了一碗稀饭。

         然后,我们就到了我要去插队的生产队。大队长姓陈,与我同姓,对我们比较客气。他接待了我们,让生产队周队长给我安排了住处。刚好这个生产队修了一套知青房,因为在我之前,这个队里面还有两位知青,一位叫林玉华,另一位叫黄强兵。林玉华住在知青房里,而黄强兵家就在兴隆镇里,因此他就住在家里,他的亲戚是镇里税务所的人。知青房是石头墙青瓦房,里面隔了四间卧室,外面是堂屋兼厨房。知青房的隔壁,是生产队的保管室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到的那几天,林玉华不在,好像是回家休假去了。于是我父母就帮我安顿好房间,并自己做饭吃。好在自己带了一点米和油,队里的人给我们一点菜。很简单的,吃了晚饭。

       第二天一早,我就送父母到兴隆镇车站返回。当公共汽车要开走时,看着父母要离开了。不是怎的,我眼里充满了泪水,还掉了几颗下来。这个情节让我妈看见了,在回去的路上,她心里也很难受。

       送走父母后,我就回到队里,就想下田干活。当时人年轻,也不先到队长那里去,听从工作安排。而是直接就到稻田里去,加入了收谷子的一组人。当时收割谷子,是在伴桶上加一个手动稻谷脱离机,脱离机需要人工摇动手柄带动。我要求参加摇动脱粒机的工作,而不是收割稻谷。这个活,非常累人的。也许我当时人非常年轻,18岁,体质好,居然当时能坚持连续摇动手柄一个小时。稻谷收割以后,还要从伴桶里面取出,装入箩筐里。因为是在水田里面收获的,箩筐里的稻谷是湿的,分量很重。从田里担到保管时的晒坝里,要费很大的劲,非常吃力。一大上午活干下来,非常累人的。中午饭都不想吃,就想睡觉。但又不能不吃中午饭,于是只能硬着头皮生火做饭。吃完饭,下午又去打谷子。下午收工以后,当天晚上的瞌睡很好睡。

         第二天早上,睡得正香,又有人来敲门了,叫我上工去打谷子。好梦被叫醒,心里很不舒服,有点受不了了,还大吵大闹的。但也没办法,只好去上工。上两个小时工,又回来做早饭吃。然后又上工,继续打谷子。

         就这样,接连干了好几天。可能,陈大队长看见我,在稻田里面打谷子,觉得我可能很累、吃不消。于是,他建议周队长给我安排一个轻一点的农活。也不知道周队长是真心照顾我,还是故意收拾我。他安排我,与几个妇女一块,到成人高的玉米行间去收黄豆。我当时穿着短袖子,手膀被玉米叶割出很多口子。这个和,对我来讲不适应,我还是要求去田里打谷子。于是回到田里,继续打谷子,打了一个月,直到稻谷收割完为止。其实,我们家里面两个孩子,上山下乡期间都很拼的。我姐在合川钱塘区下乡,还是公社铁姑娘队的队长,自然干活很卖命了。

        队里的农活,种类是非常多的。挖干田,中耕,除草,收麦子,栽秧,薅秧,打谷子,挖红薯,等等。

        薅秧这个活看来轻松,但有时也很尴尬。队里的人排成一排朝前走,用脚把杂草踩到田里。因为水田比较大,站在田中央,如果尿急,走到田坎上去很不方便。特别是天气稍冷一点,站在水里尿比较多。尿急了想偷懒,虽然当作众人的面,也就顾不了这么多了,就背过身朝田里把手解了。

        而栽秧,是要弯着腰干活的。一直弯着腰栽,腰就受不了。当时队里的农民,还讲着一个笑话。说从前有位财主,有一块很长很长的田,一望不到头。看到这么长的田,栽秧的农民感到为难。财主为了让农民好好干活,就许愿说:谁第一个打稻田的尽头,我就把女儿嫁给他。于是,有一位小伙,为了得到财主的女儿,就弯着腰,拼命的割。他割呀割呀,好不容易地第一个割到了田的尽头。他高兴死了,因为财主的女儿要到手里了。结果,他一直腰,因腰弯得太久的缘故,一下子就把腰折断了。这就叫乐极生悲。周队长不是财主,也没有女儿。他为了让生产队的社员栽秧时把密度摘栽够。就想办法用竹片,按一定的面积做了一个方框,规定一个方框要栽多少株秧子。然后让我拿着这个方框,到田里去检查数量栽够没有。这是得罪人的事,周队长却让我来干,惹得栽秧的人对我很有意见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 挖干田的活儿,很累人。因为泥土很板结很硬,一锄挖下去,把虎口都要震疼。但当时集体干活,大家都喜欢磨洋工,也就是撑着锄把,在田里摆龙门阵。

        当时人民公社,干活每天记工分,我作为知识青年受点照顾,每天工分与全劳动力一样,十分。而妇女的工分只有八分。其实每天一个劳动日的工钱,就一毛多两毛人民币。当时是以工分的数量来分口粮,一年的口粮必须做满一定数量的工分,超过的工分可以换算成人民币发给个人。我在生产队里,你当过一年的记工员。每天有两个小时可以不干农活,拿做记工本到田里,去找每一个人记工分。也有出错的时候,把人家记掉了,弄得人家找上门来要工分。除了当记工员,我还做了其他一些轻松的事。比如,在保管室旁边晒谷子,除了收进仓怀抢偏东雨要忙一点,多数时间比较轻松。另外,生产队让大队的抽水机人员来抽水,每天要供饭。做饭就在我知青房里做,我也揽过做饭的活,这个活比较轻松,还能一块儿吃饭。

        但是,周队长也常欺负我这个老实知青,时不时的派活来捉弄我。生产队的山坡地头上也种有几百株广柑树。印象最深的是:那一年,队里的广柑结了许多果实。队长怕人偷,叫我去每株树上,数数有多少果,好有个数。我当时人也很老实,硬是认认真真的去每株树上数了一遍。当然,至于数没有数清有多少果实,这倒是一笔糊涂账了。队长也是的,就是数清楚了,人家要偷还是偷的,你又有什么法。

        当时,我的老实,在公社里是出了名的。每天只知道在生产队的地里干落。公社二大队里,有一对的夫妻,以前是国家干部,却自愿回乡务农。他们的名字,我记不住了,年代太久了。那位男的,见到我就数落我,说我比农民还老实,不像知青。也许,当时他说的是对的。但现在想来,他们也比我聪明不了好多。否则,放着好好的国家干部不当,跑到农村里面来受穷。这不更是傻冒?

        也不知道是什么目的,周队长有一次还安排我与队的地主分子雷泽一块儿去送公粮。我也不知道,是让我监督地主分子,还是与地主分子一块儿接受改造?当时我很左。在送公粮的路上,就我两个人,他想给我说话,而且很自信,但我就不太愿意理他,因为他是地主分子。现在想来,真的有点幼稚搞可笑。其实,与地主分子在一块儿干活也不一定是坏事。一般来讲,农村里的地主分子,很多都是有文化的人。比如雷泽,以前读过大学的,他的老婆也是高中生。两口子都很有文化。我现在在想,当年他对我这个文化大革命出来的高中生,内心里可能是看不上眼的。虽然表面上没有表露,但他怎么想的谁知道呢。

        雷池家旁边,住着一个叫唐正清的人,那倒是一个贫农成分,他身体上最大的特点是胯下吊着一个大瘤子,走路蹒跚。有一年中秋节,雷泽用一根树棒舂糍粑。正好唐振清家也要舂糍粑,等雷泽借树棒。雷泽二话不说,把树棒给了他!谁知道,舂出来的糍粑是苦的。后来才知道,那根树棒是苦楝子树做的。这可把唐正清气坏了,大骂雷泽这个地主分子,对贫下中农没安好心,设计陷害,搞阶级报复。雷泽一直在解释,说他也不知道那树棒是苦楝子树的,他自己也吃的苦糍粑。为这事,他两家闹了很久。生产队的其他人,是把这事儿当作笑话讲

      村里还有一个李君凡的人,据说是读过私塾的人,在村里也算文化人了。还看到我是知青,觉得我也应该是文化人。有时到我这儿来跟我吟诗,也就是几首唐诗宋词。

        本居士上山下乡时,也特爱看小说。只是当在农村借不到《红与黑》这类高档次的“资产附级大毒草”,只借到一些“封建主义”的小说,如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、《风神榜》之类的小说。记得是晚上下了工回来,煮好饭后,就在煤油灯下,一边吃饭,一边看小说。

         其实,我们上山下乡时所处的环境还是很艰苦的。我住的知青房,先还有一个林玉华与我同住,不久他参军去。黄强兵后来也招工到县里的一家窑罐厂(就是做坛坛罐罐的厂)去当工人去了。生产队的知青,就我一个人了,孤零零的守着知青房这个破庙子不久。不久,合川一位县委书记的侄女,也想插队到我这个生产队。但,当他们看了知青房以后,了解到这里住有男知青,认为女知青住这里不方便,就到别的生产队去插队去了。再后来,周队长来自重庆中梁山的侄女,也到这个队里来插队,但她就住在周队长家,把知青房让给我一个人住。

        一般,男知青的房间乱得猪窝狗窝,记得我当时房间的情况更糟。我房间旁边就是保管室,很多老鼠。晚上睡觉,满屋都是老鼠,还把我的蚊帐咬很多洞,进到床上来咬我的脚指头,把我都弄醒了。一气之下,买一包老鼠药放在屋里,结果第二天起来,一只死老鼠就躺在我的身边,把我气得不得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知青生活最要命的是,下了工回来自己做饭。我早上很早起来,下田打谷子,打谷子可是气力活,忙了一上午,中午回来还要自己做饭。我当时,真是累得要命,只想睡觉。好在旁边是生产队的保管室,我也去拿些好柴架在灶里,把米淘了下锅后,就倒在床上睡一觉。一觉醒来,饭也好了,也有睡过头了,把饭烧糊了的时候。有时还弄点小菜,但是没有油水的。有时,连菜懒得弄,就吃白饭。有时,从家里带来一点豆瓣豆腐乳,就当菜拌着饭吃。呵呵,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确实生活很艰苦。

        生活上还有不方便的,就是知青房没有厕所。解小手,还可随处解决。但解大手,只能跑到姓龚那家猪圈外的露天茅坑去解决。当时,有的情况下,解手用的手纸都没有。解完后只能用竹片刮屁股,不小心还会把屁股刮疼。有时,也跑到,房背后的红薯地里解大手,解完手以后就用红薯爷擦屁股。当年的生活,就这么原始。现在想来,不可思议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当知青,队里配给我接近一分面积的自留地。种自留地,我也有教训。有一次,为了栽红薯,我在地里浇了大粪。马上就顶着烈日,在地里栽红薯。结果手长肥疙瘩,也就是寄生虫感染。让我好好的病了一场,整个手烂得不像话。我在乡里呆了半个月,手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。最后没法,只能回合川,到父亲所在的医院去医治。

         说到自留地,还有一个故事。自留地有一颗广柑树,也结了许多果,长满了树枝。我怕人偷,果实还是青的就采摘了,足足有 50公斤。一部分送给附近镇上的一个熟人老师,另一部分带回了家。青果在家里放了一段时间后就黄了、熟了,吃上去口味还不错。

        我住这个知青房,生产队也把控的一间屋子,用来堆放玉米等等柴火。我晚上睡觉喜欢听收音机,听着,听着就睡着了。一天晚上半夜被惊醒了,发现床边站满了人,有人还把我的收音机拿到手上听。原来生产队烧砖窑,需要柴火,到我知青房来取,他们不停的敲门,我就没有听到,我睡得太死了。于是他们就叫人翻墙进来,把门打开,搬运柴火。哈哈,我年轻时候的瞌睡很大的,雷都打不行,

至于上山下乡期间偷鸡摸狗的事,我们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也偶有为之。本居士还算是最老实的。当然,生产队地里红苕长出来了,偷偷到地里拔几根出来,放在锅里煮着吃尝鲜,这种事从地里借红苕的经历,本居士还是有一点的。

  当然,如果与当地农民相比,我们之前所受的苦也还算不了什么。当农民的生活,才叫那个真的苦。我们那个队的农民,虽然在小镇边上,那个年代还是很穷的。在我印象中,队里有一个叫郭远中的人,30岁不到,家里很穷。他的老婆,一年四季都穿着破衣服,衣不遮体,连乳房与臀部都露出来了。一年里,生产队分给每个人的粮食,多数情况下是不够吃的。每年到了二、三月间,就青黄不接了。很多人称家里没粮食吃了,锅儿吊起打了。

那个时候,农村的文娱生活很贫乏,除了集体干活在地里摆龙门阵之外,没什么其他活动。大队吴书记的儿子,人年轻娶了一个年轻的老婆。很多时间里,两口子关在门里睡觉,到了上午10点钟还不开门出来,也不怕大家笑有时在地里干活,姓吴的在摆龙门阵时说,天一黑,两口子关着门睡觉,那才是真快活。现在流行一个段子:天色已晚,抱妻上床,世间破事,去他个娘。回忆起在农村当知青的事,现在看来这个顺口溜,还是很有群众基础。

  那个年代,全国正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,割资本主义的尾巴。当时,有句口号叫做:宁要社会主义的草,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。生产队的有一个姓庞的人,说话很精明的。在集体劳动聊天时,他常跟我们聊外面的世界。因为他有裁缝手艺,经常偷偷的离开生产队,到外省去做裁缝活,当然有很多见识。一次他回队里,被大队干部抓住了,决定把他当作一个资本主义的典型。在大队部开社员大会,对他进行批斗。批斗会上,陈大队长让我做记录,我记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。只知道,批斗会上要姓庞的交代问题,为什么对队的活不做,跑到外面去流窜?姓庞的在外面见多识广,说了很多辩解的话,而且还比较幽默,记得大队吴书记踢了他两脚。好像最后对他的批斗,也不了了之。

  我们下乡插队期间,正好经过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过程。先是,1976年唐山大地震带来的影响与恐惧。好像在半夜我知青房里睡在床上也有震感,从广播上听到了那是唐山大地震。后来在知青房里做午饭时,我也感受到了地面在摇动,但这一次是,四川的平武、松潘地震。99,吃过午饭,几位知青房里听收音机,广播说说三点钟有重要新闻。广播通知完以后,收音机里就没有音乐了,我们当时在想,是不是伟大领袖的事?因为之前也知道他病了。果然到了三点钟,玩到了三点钟,广播里传来播音员那悲痛的声音,朗读伟大领袖逝世的讣告。

对于这个消息,虽然有一点惊慌与失落,但也没有天要塌下来的感觉,只是关心谁来接他的班。要知道我们知青,在那个年代生活的很不容易,对于一些事有了新的看法。而且,有的知青私下在说,他走了,我们可能也要快熬出头了,在农村受苦的日子快过去了。当然,我对伟大领袖还是虔诚的,不敢有这种不敬的想法。但是文革后期的许多事儿,特别是知青生活的酸甜苦辣,让我们不得不独立思考问题,少了许多个人崇拜。

到了10月份,广播里面的调子也开始变了,在批判某些人。后来传达中央文件,才知道粉碎了四人帮。四人帮倒台以后,农民们都在猜邓小平要出来了。几个月后,邓小平真的出来了。之后,发生了许多次事。随后,就到了改革开放,当然那是后话。

          前面讲过,在生产队干活,与贫下中农在一起,大家也会在田里撑着锄把,摆起龙门阵,讲起了笑话。所谓的大寨田,实际上是“大站田”,也就是大家撑着锄把站在田里偷懒,农民们的语言很多,非常丰富,天南海北的什么都讲,有时讲的很搞笑的,幽默的话语常让你笑破肚皮。记得,刚打倒了“四人帮”,华国锋当了国家的一把手。当时,有个名中刘强斋的老头儿在问:“毛主席不在了,现在谁又当主席呢?”有人告诉他说是华国锋。他也许是耳背,也许是想弄点幽默而故意地说:“什么?发国风?文化大革命都过了,全国人民还要发国风呀?”当时,把我们在场的人都笑死了。这样干活,也充满欢乐。

         当然,队里农民在干活聊天时,也会说到1960年初灾荒年的事,而且都会讲很多。据说饿死了很多人,就是一个生产队里,都有很多人饿死。农民们说,当时人们没粮食吃,就把树皮都剥起来吃,还有人将一种被称为“观音泥”的白泥巴挖来吃,吃倒是吃下肚里,但就是拉不出屎来,憋在肚里让人难受死了。当时 ,农民们因很难有粮食吃,有人还用一两个馒头讨了个老婆。当时逃荒出来找饭吃的女人,为了一两个馒头,居然愿意给人当老婆,可见当年的饥饿把人性变扭曲了。队里有一位叫刘强斋的贫农老太爷,讲起那大饥荒的年代,苦不堪言。又说,后来全靠刘主席(刘少奇)和李政委(李井泉),搞三自一包,下放土地给农民,农民们才种出了多的粮食,才活了下来。

         在下乡插队期间,偶尔也与其他的知青有一些交集。有几次,还到五队潘迎宪他们住的老教堂房子里与几个知青聚一聚。潘迎宪是兴隆完小一位教师的儿子,对我非常的照顾。我们在老教堂房子里,看着窗外射进来的月光,除了聊聊天,演唱一些在知青中流行的歌曲,其中有歌颂伟大领袖的革命歌曲,也有被禁止的资产,阶级情调的歌曲。

         打倒四人帮以后,公社搞文艺表演,大队的十几个知青在一起排节目,记得排节目的地点是在五队的天主教堂,当时也是五生产队知青们住的地方。我当时是一队的,当然大队知青排节目,我也去混过一段时间的工分的。要知道,对于文艺表演,我一点细胞都没能,但排节目可要比下地劳动好玩多了。所以,也去混了一段时间。

            公社每个一段时间,要开一次知青会。把公社各个大队的知青,集中到镇里面,开会学习。实际上,我们知青也盼望开会,并不是为了学习。主要是因为,开知青会,能吃上一顿肉,开开荤。每次开会,公社将给每位知青发一张餐票,让他们到镇里的饭馆去吃饭,菜里有一二两肉的份额。所以说,知青们时常缠着管知青的公社涂书记,说:涂书记,该开得知青会了,我们的肠子都锈起把把了(需要用油水来润滑了)。当年,我们真的很难吃到肉,一个月能吃上一次肉就是好的。记得,生产队里死了一头母猪,每个人分了二两肉。我把分得的母猪肉,急忙切成小块儿,放在锅里干炒了一下,然后几下就吃光了。当时的肠胃,很久没有沾油水了,见到一点肉就狼吞虎咽的吃掉。知青中,多数人很正经,老老实实的在生产队里干活,还帮着队里做事。但也有个别的知青,有点偷偷摸摸的行为。有时,在兴隆镇上赶场,也能见到个别知青,戴个草帽,背个背篼,在赶场的人群中晃悠着,干点偷摸的事。

76年冬天,周队长从队里挑了一批人,说是要到公社去修水库。被挑上的人,要么是成分不好,要么与队长的关系不太好。我被挑上,可能是我太老实。当然,周队长说我是知青,要接受锻炼。每天早上很早,我们这批人要走七八里路,到公司的那个水库去,挑土干活。在公社修水库,本人非常卖命,一气能挑120挑,在工地上成了冠军,还受到区委书记的表扬。其实,在水库挑土有定额的,每挑一担发一张票。超额完成的,可将多余的票,可拿到水库的食堂换午饭吃。我也记不清多少张票,能换一顿午饭吃。食堂的午饭也就是玉米碎粒加米饭,玉米碎粒还很硬的,但我吃的很香。毕竟每天挑一百多担土,肚子很饿的。

到了77年秋天,有一天,我正在公社水库工地挑土,我爸他们医疗队到公社来体检,也顺便来看我。他带我去访问了一位在武胜县中兴隆中心小学教学的教师。在谈话中,这位教师向我爸谈到,前段时刻从前曾任川北行署领导人的胡耀邦到了南充区域及武胜县,与本地干部谈了拨乱反正的事,并透露了中心要康复高考的音讯(看来,我能进入77级大学生队伍,真是要谢谢耀邦同志)。听后,爸叫我留心这个音讯,我在其时却没有当一回事,懵懵懂懂的,只知道在生产队宽厚劳作。哎,上了岁数的人仍是要有眼光一些。

再后来,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试。我走了二十几里路,到万古区所在地参加了高考,居然还考中了。接到当进四川农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后,在19783月在下乡的公社办好手续,就离开呆了近两年的生产队,回合川家里,启程上大学了。

以上,就是我对自己当年上山下乡生活的大致回忆。上山下乡是我们那一代知识青年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。

        附言:虽然,上山下乡最早始于1950年代,但真正有组织、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,则是在文革期间。1968年,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,虽然当时的领导人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,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,但覆水难收,社会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。到1968年暑期、大学仍不招生,工厂仍不招工,六六、六七、六八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,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。于是,在19681222,伟大领袖指示: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根据这个指示,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。从1968年至1976年,1600多万的知识青年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,到农村插队落户。如果算上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25年,上山下乡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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